新沙皇—普京大帝

近几个月来占据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的就是乌克兰危机,而俄国总统普京则在成功举办索契冬奥会后,闪电出手,迅速拿下克里米亚,并在东乌克兰地区策动亲俄势力,力图把东乌克兰地区分裂出去,与俄罗斯合并。

面对普京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和欧盟则显得的如此的软弱和犹豫不决,所谓的制裁也如隔靴搔痒,根本打击不到俄罗斯的痛处。而普京表现出来的强悍和果决除了震撼国际外,也在俄罗斯国内赢得了一片喝彩。从2000年开始统治俄国的普京已经事实上成为俄国的新沙皇,其权势和威望直追历史上几位大有作为的沙皇如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

对外擴展:俄羅斯的民族基因 习近平最近声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这不是对历史的无知,就是一种拙劣的宣传。汉民族如果不是早年(秦汉至唐)的对外扩展,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版图。早期的汉民族如果没有扩展的血性,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明太祖朱元璋和清康熙乾隆的赫赫武功,中国也就不成为今天的中国了。实际上,世界上每一个大国都是由侵略和兼并而来,都是由小而大,从蕞尔小国扩展成幅员辽阔的大帝国,所用的手段也都以武力为主,不论是历史上的大帝国还是现在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大国概莫能外。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若要就民族的扩展史排排队,俄罗斯人无疑是遥遥领先,从15世纪的蛮荒之地,17世纪的弹丸小国,经过3个世纪不懈的武力征服和扩展吞并,到20世纪初沙皇俄国已经成为横跨欧亚大陆、广袤无边的大帝国,面积广达2000多万平方公里, 而苏联的建立更使这一大帝国幅员达到鼎盛。其国土之辽阔,恐怕只有成吉斯汗的蒙古大帝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公元882年东斯拉夫人以基辅(今天的乌克兰首都)为中心建立了基辅罗斯,是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起源。建国后的几百年战乱不已,到1240年被蒙古帝国征服,被蒙古人统治长达240年。1480年伊凡三世带领莫斯科公国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初步建立了俄罗斯人的统一国家。还在摆脱蒙古人统治之前,伊凡三世做了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那就是娶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并用拜占庭帝国的徽号双头鹰作为俄罗斯的徽号,以此来昭告天下:俄国统治者就是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俄罗斯要发扬光大拜占庭帝国的荣耀。此后历朝历代的俄国沙皇都以这个双头鹰作为俄罗斯的国家标志。苏联时期双头鹰标志被废弃,但苏联垮台后,20世纪末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又从法律上确定了双头鹰是俄罗斯的国家象征。潜意识里,今天的俄罗斯依然自认为是古代幅员辽阔、国力鼎盛的拜占庭帝国和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以发扬光大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荣耀为己任。伊凡三世的继承人伊凡四世,正式加冕为沙皇,此后到1917年十月革命,沙皇一直是俄国皇帝的称呼。伊凡四世也拉开了俄国大规模对外扩展的序幕,先后征服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以及克里木汗国,把高加索地区纳入俄罗斯的版图,并开始跨越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 汉民族国力强盛,皇帝又雄才大略时,才会想到要开疆拓土,扩展版图,但中国的皇帝很多是安于现状,不想惹事,更怕惹事,更多的则是昏庸无能,沉溺后宫,只要臣民不造反,哪里还会想到去对外征战,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在王朝的末期,闭关锁国多是基本国策。汉民族的扩张多由国家政权主导,不论是汉武帝击匈奴,还是唐王朝征西,康熙镇压天山回部起义,又或是清末左宗棠入疆,都是由朝廷直接发兵,民间出力有限,这可能与农耕社会安土重迁,不愿冒险的民族习性有关。

而俄罗斯则不同,对外扩展是历代沙皇不变的国策。所不同的是国力强时,由国家发动战争来夺取领土,国力弱时,则策动商人、强盗和游牧部落来当先锋。俄罗斯对西伯利亚的扩展最初就是由毛皮商人开始的。在俄国对外扩展史上,除了伊凡四世外,最重要的两位沙皇是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二世。彼得大帝是极力想要西化俄罗斯的沙皇,为此不惜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更靠海、近北欧的彼得堡。同时彼得大帝通过多年战争,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而叶卡特琳娜二世尽管是德国公主,但给俄罗斯带来了“最大的嫁妆”:三次瓜分波兰,灭亡了波兰,夺取了乌克兰,同时发动两次对土耳其的战争,获得了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在内的黑海出海口。 5/14/2014

匈奴史話

[tabby title=”匈奴史話(1)”]

匈奴,中國古代一個強大而影響深遠的民族。自戰國而秦漢,匈奴一直就是中原漢民族政權的心腹大患。匈奴的金戈鐵馬草原騎兵不斷地南下劫掠,令中原農耕社會難以抵禦,於是紛紛修築長城以圖阻隔匈奴的入侵。東漢以後,匈奴漸漸衰落,一部分南下附漢,慢慢接受了定居的農耕文化;另一部分西遷,越烏拉爾山進入歐洲,引起歐洲的蠻族入侵,終結了羅馬帝國。東漢以後,匈奴對中原已不再為患,但幾百年的夢魘卻不是說揮別就揮別的。在漢文化中,”匈奴“成為外患的代名詞。唐代詩人王昌齡  “從軍行”:秦時明月漢時光,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匈奴又名“胡”,“龍城飛將”即指漢時抵禦匈奴入侵的“飛將軍”李廣。宋岳飛膾炙人口的“滿江紅”更有“壯志肌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岳飛把南侵的金人比作古代的“匈奴”。後來蒙古帝國興起,滅遼、宋,完全征服了中原,再後又有滿清入關,統治中國三百年,漢民族中匈奴的陰影才慢慢消退,因為匈奴畢竟只是“外患”,而蒙古人和滿清則實實在在地統治著中國大地。

匈奴的起源:  匈奴的起源主要根据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鬻,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但這兩句話引起了後世學者的爭議。有人據前句話認為匈奴是夏之後代。“史記索引”引張晏的話說:“淳維以殷時奔北邊。”意即夏的後裔淳維在商代時逃到北邊,其子孫繁衍就形成了匈奴。還有一說認為,移居北地的夏之後裔就是夏桀的兒子。夏桀死後,葷鬻避居北野,隨畜移徙,即成匈奴。另一部分學者根據司馬遷的第二句話認為匈奴原是山戎、獫狁、葷鬻各族的統稱。近代學者王國維專門作“鬼方昆夷獫狁考”,認為商時的鬼方、混夷、葷鬻,周時的獫狁,春秋時的戎、狄,戰國時的胡,都是後世所謂的匈奴。梁啟超也同意王國維的觀點。王國維的說法有“晉書”為據。  “晉書-四夷傳說:“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  世世自相君臣,  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葷鬻,殷曰鬼方,周曰葷鬻,漢曰匈奴。”由於匈奴的起源難有定論,匈奴的族屬(蒙古族,突厥還是斯拉夫族?)  也成為懸案。“史記-匈奴列傳”說匈奴無文字,以語言相約束。但匈奴的語言是屬於蒙古語系,突厥語系還是伊朗語系,也無定論。見於中國史籍記載的匈奴最早活動地區在漠南陰山山脈和河套地區(今內蒙和山西)。

“史記-匈奴列傳”說他們“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以畜牧業為主,大宗畜牧是馬牛羊,另有少量駱駝、驢、駱和野馬、野驢等“奇畜”。匈奴人是馬上民族,自小崇尚彎弓射箭。“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匈奴人貴壯健,賤老弱,實行外婚制和一夫多妻制,父死子娶其母,兄死弟納寡嫂,這是當時北方游牧民族通行的習俗。

戰國時期匈奴不斷南侵,農耕定居為主的燕,趙,秦三國不堪其撓,也不敵其擾,沒辦法只好修嬈築長城以圖阻隔匈奴的入侵,這是歷史上長城的起源。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派蒙恬率秦軍三十萬抗擊匈奴。蒙恬修復連接燕,趙,秦三國長城,築成西起臨洮(今甘肅岷縣)東至遼東的萬里長城,用來保護北方農業區域免遭游牧的匈奴人的侵襲。接著,秦又遷移幾萬戶於河套地區,用於屯墾和戍邊。秦末漢初,農民起義不斷,加上楚漢相爭,對匈奴的防禦也漸漸廢馳,河套地區屯墾邊民逃回內地。

中原內亂時期,匈奴卻日漸強盛起來。公元前209年冒頓單於殺其父頭曼單於,自立為單於。冒頓單於在位時期(公元前209-前174年),“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匈奴南並樓煩、白羊王,東滅東湖,西逐月氏,北面征服屈射、丁零、薪犁各族,並兼併屈服西域各國,匈奴國力達於鼎盛。東起遼河,西至蔥嶺(帕米爾高原),北抵貝加爾湖,南達長城,都是匈奴的勢力範圍。

(10/17/2003)

[tabby title=”(2)”]

匈奴的政治軍事制度 

匈奴屬於游牧軍事政權,單於是匈奴的最高首領,匈奴語稱為“撐犁孤塗單於”,相當於漢語“天子”的意思。單於總攬一切大權,單於以下設左右賢、左右谷蠡王、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輔理政務,官皆世襲。太子為左賢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24長,號稱“萬騎”。24長亦各置千戶長、百戶長、什戶長。左方王將居東方,右方王將居西方,單於衙庭位於中央。匈奴男子平常游牧於部落,戰時即按部落變為軍隊。同時各級官員都是大大小小的軍事首長,戰時統領自己的部落作戰。與其它游牧民族一樣,匈奴貴壯賤老,崇尚武力。斬敵首級者賜酒一杯,並獲得敵人全部財產,俘虜皆為其奴隸,故打起仗來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匈奴人善於引誘迷惑敵人時機有力則進,不利則退。進如飛鳥雲集,頃刻而至;退如煙消雲散,無影無蹤,頗有點現代游擊戰和運動戰的味道。

  秦末、漢初與匈奴的關係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派大將蒙恬領重兵抗擊匈奴,頗有成效。秦末中國戰亂不已,內亂不平自難御外侮。匈奴乘機興兵南下,重占被蒙恬所奪取的土地,即秦九原郡(今包頭和和套地區),勢力到達朝那(今甘肅平涼)、膚地(今山西榆林)一線。西漢初年,匈奴領兵攻太原,一直打倒晉陽。漢高祖劉邦欲借滅楚的餘威北擊匈奴,親自領兵出征。匈奴冒頓單於詐敗,高祖追擊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北),被匈奴40萬精兵圍於白登山上。匈奴騎兵四面圍困,西邊盡白馬,東邊盡青馬,北邊盡黑馬,南邊盡黃馬,聲勢浩大。劉邦被圍七日七夜無法脫困,無奈之下派人厚禮行賄冒頓之妻閼氏,閼氏勸說冒頓放劉邦一條生路,劉邦才乘隙突圍而去。白登之圍是劉邦戎馬一生中最凶險的經歷之一。後來劉邦採劉敬之議,每年贈與匈奴大量物資,開放關市貿易,還與匈奴約為兄弟,嫁女和親。但匈奴仍時常越界騷撓掠奪,漢朝多隱忍退讓。劉邦臨死前幾年作“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前兩句抒發了草莽英雄馬上得天下的豪氣干雲,最後一句卻是憂慮邊關不靖呼喚精兵猛將的喟嘆。

劉邦對匈奴採取隱忍、和親政策也是由當時的國力所決定的。由於連年戰爭,西漢初年國庫空虛,百廢待興,百業待舉.  史載當時“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史記-平淮書”)  是說當時天子出巡都找不到四匹同樣顏色的馬,而將相則只能乘牛車。自劉邦,歷呂后、文、景諸帝,都崇尚“黃老無為”。老子認為國家不安定是統治者瞎折騰造成的,一個好的政府應該“與民休息”。老子有句名言“治大國如烹小鮮”,就是說治理國家就像烹調小魚一樣不能老翻動,翻動太多的話魚兒就會支離破碎,老百姓也一樣:“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後,是以輕死。”(老子“道德經”)這种無為而治的思想在飽經戰亂之苦的西漢初年成為統治者的指導思想。在內政上表現為輕徭薄賦,獎勵農耕,推崇節儉;在對邊疆民族問題上則採取和親與安撫的政策。

歷史證明漢民族具有很強的復興能力。只要統治者政策適當,用不了多少年經濟就會迅速恢復,再度輝煌。中國每朝每代之初統治者大都比較謹慎,也不會亂來,對老百姓也比較體惜,歷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之治”  都是這樣出現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經濟的迅猛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但可悲的是中國的動亂往往發生在經濟最繁榮,國力最強盛的時候,如“安史之亂”。

漢初“與民休息”政策的結果是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史稱“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時(公元前140-前87年),西漢王朝國力達到鼎盛。憑藉雄厚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漢武帝對匈奴的侵撓不再隱忍退讓而是主動出擊,攻擊匈奴。漢王朝與匈奴力量的消長出現了轉折點。

(10/31/2003)

 

[tabby title=”(3)”]

漢初與匈奴的關係(續)  漢高祖劉邦以及文帝、景帝對匈奴取守勢,嫁女和親,開放邊貿,並致贈財物予匈奴,對匈奴的侵襲以防禦為主,用漢景帝致匈奴單於書上的話說就是﹕“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史記-匈奴列傳”)漢景帝希望借和親達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的目的。但匈奴仍多有侵擾,尤以漢文帝時為烈,公元前166年和前158年,匈奴兵十幾萬大舉南下,其先頭部隊打到回中(今陝西隴縣西北)、甘泉(陝西淳華),直逼長安,京師震動,宣佈戒嚴,漢文帝急調重兵屯防長安近郊,以備不測。這是歷史上匈奴對漢朝威脅最大的兩次南侵。

犯大漢者雖遠必誅﹗漢朝經“文景之治”經濟恢復,國力漸強,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開始主動出擊,攻擊匈奴。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命馬邑人聶翁壹出塞,引誘匈奴進佔馬邑,而以漢軍30萬埋伏,企圖一舉殲滅匈奴主力。匈奴單于引兵十萬入塞,發覺漢軍圖謀,中途退兵。此後漢與匈奴進入長期的攻防拉鋸戰,匈奴時常南下,漢軍也不斷北上攻擊匈奴。公元前127年),漢武帝派衛青出雲中以西,北抵高闕,迂迴至隴西,俘獲匈奴數千人,牛羊百余萬,奪取了河套地區,從而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直接威脅。這是漢擊匈奴的第一次重大勝利。漢在河套地區設置朔方郡,修復蒙恬時所修長城,又從內地移民十萬至朔方屯墾戍邊。漢奪取河套後,匈奴兵連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門、定襄、雲中、上郡,漢軍也在大將軍衛青的指揮下數度出擊。衛青出身寒微,其父鄭季是小書吏,與平陽侯小妾衛媼私通而生衛青。

小時放羊牧馬,吃盡苦頭,小時有相術高手稱衛青“貴人也,官至封侯,”衛青苦笑著說﹕“家奴出身,能少挨些打罵就知足了,哪還敢想封侯﹖”(“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後其姐得入宮幸上,衛青也時來運轉,受漢武帝委派領軍抗擊匈奴,前後七次出擊匈奴,屢立戰功,官拜大將軍,封長平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漢武帝命另一抗匈大將驃騎將軍霍去病(汉武帝外甥,时年19岁)領兵遠征。霍去病自隴西出兵,過焉支山(今甘肅山丹縣境內),西入匈奴境內千余里,繳獲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又由北地出擊,過居延海,南下祁連山,圍攻匈奴,消滅、俘虜匈奴兵幾萬人。匈奴內訌,渾邪王殺休屠王,率部四萬余人降漢。漢又遷徙關東平民72萬余口,充實隴西、北地、西河、上郡等地。漢武帝又在當地設立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

漢得河西四郡,不但隔斷了匈奴與羌人的聯繫,而且溝通了內地與西域的直接交通,使漢朝的疆域和影響力大增。河西走廊地區水草豐美,是畜牧業的天然寶庫,匈奴失河西,經濟受到巨大損失。匈奴人唱道﹕“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史記-匈奴列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領兵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步兵及轉運者數十萬人,分別從定襄、代郡出發,向漠北窮追匈奴。衛青在漠北擊敗單于,單于率殘部向西北潰走,漢兵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而驃騎將軍霍去病則出塞二千余里,攻擊匈奴左部左賢王,大獲全勝。漢軍斬殺、俘虜匈奴七萬余人,左賢王逃走。霍去病登狼居胥山,臨翰海而還。這次戰役以後,匈奴主力向西北遠徙,“漠南無王庭。”漢軍佔領了朔方以西至張掖、居延間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同時漢武帝又從內地遷徙民眾到新佔領的地區屯墾戍邊。

經過這幾次重大戰役後,匈奴力量大為削弱。匈奴對漢朝的威脅基本消除。在擊敗匈奴的同時,漢武帝還對南越用兵,征服南越,漢朝國力達於鼎盛。漢朝疆域東部、南部至海,西到巴爾喀什湖、費爾甘納盆地(今俄國境內)、蔥嶺﹔西南至云南、廣西以及越南北部、中部,北到大漠,東北至朝鮮半島北部,奠定了日後中國的大致版圖。漢朝成為亞歐大陸東部最強大的國家,中國人被稱為漢人,中國的語言被稱為漢語,中國字被稱為漢字。

(10/31/2003)
[tabby title=”(4)”]

漢匈奴的最後落敗:在衛青、霍去病出擊匈奴的同時,漢武帝還想聯絡匈奴以前的敵國大月氏東西夾擊匈奴,這就有了張騫出使西域。大月氏王國原居於張掖一帶(今甘肅張掖),西漢初年被匈奴擊敗,西遷到中亞地區,以今天的阿富漢為中心。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漢中人(今陝西城固)張騫率100多人向西域進發。途中被匈奴俘獲、扣留達十餘年,但保留漢節,後率眾逃脫,再西行數十日終於到達中亞的大月氏。大月氏在中亞“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漢書—張騫傳”)  張騫居大月氏一年多,不得要領只得東還。在歸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才回到長安。張騫出使西域前後達十餘年,歷盡艱辛,儘管未達到聯絡大月氏東西夾擊匈奴的目的,但傳播了漢朝的信息,獲得了大量前所未聞的西域資料,為漢武帝進一部經營西域打下了基礎。公元前119年張騫再度出使西域,並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夏、安息等國。此後漢與這些國家的交通往來頻繁起來,並逐漸形成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通西域的最初目的本是軍事的,但結果卻是極大地促進了中西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在解除匈奴對中原的威脅後,又進一步向西域用兵。公元前108年派王恢率輕騎擊破樓蘭,趙破奴擊破姑師,又與烏孫王和親,以達鉗制匈奴的目的。

公元前104年和前102年漢武帝又兩次派兵攻大宛,獲得大宛的汗血寶馬,並在輪台、渠犁等地駐兵、屯墾。以後漢在車師一帶多次與匈奴發生戰爭,漢勝多敗少。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塞3000里,聯絡南匈奴,大破北匈奴,登臨燕然山(今蒙古杭愛山),刻石而還。永遠二年、三年,漢軍又兩次出擊,出塞5000餘里,圍北匈奴於金微山(今阿爾泰山),徹底擊潰北匈奴。從此以後,北匈奴部分降漢,部分歸附鮮卑,餘部開始西遷。匈奴對中國的威脅完全消失,西域50餘國盡納東漢版圖。

匈奴與中原王朝的爭鬥從戰國起,歷秦、西漢、東漢,最後以失敗告終。游牧民族的匈奴靠金戈鐵馬草原騎兵開始時是很占上風的,內戰不已,積貧積弱的中原王朝最初只能取守勢。但游牧政權畢竟缺乏根據,也難以累積雄厚的國家力量,因此當漢朝經“文景之治”而國力恢復發展,也就奠定了擊敗匈奴的經濟基礎。再有一個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漢勝匈奴敗也就成了定數。一般人認為漢民族保守,不圖進取(多以明朝禁海,清朝以“天朝”自居為例),但在漢代,統治者卻是主動出擊,開疆拓土,忙得不亦樂乎。漢武帝時兼併了今雲南、兩廣和越南北部,東北則臣服了朝鮮,西北則擊敗匈奴,占領河套地區,到東漢初年又進一步控制了整個西域,從而奠定了後來中國的版圖。漢朝以它的敢作敢為,以它的積極進取贏得了後世的敬重,與強盛、自信的大唐並稱中國歷史的“漢唐盛世”。

漢以後的匈奴  漢和帝以後匈奴小部附漢、附鮮卑,大部西遷,不知所終。此後匈奴從中國史籍中幾乎完全消失,也不見於世界史籍有幾百年之久。我們只知道被漢擊敗後的匈奴有一部分西遷,但他們走的是什麼路線,經歷過什麼地方,與誰發生過交流和戰爭,歷史找不到任何片言隻語。匈奴人只有語言沒有文字,他們西遷之路漫長而蠻荒,沿途沒有遇到什麼強大而文明的民族或國家似乎是可以肯定的,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歐亞大陸其他民族的歷史記錄中也找不見匈奴的蹤跡。總之,一個強大的,曾經侵擾中國北方幾百年,成為中原王朝心腹大患的匈奴從歷史上突然消失了,消失得無影無蹤。300年以後,歐洲的羅馬帝國卻遭到了日爾曼族的入侵並最終亡了國(公元476年)。一般認為日爾曼人是受到了從東邊來的更強大的民族的壓迫而被迫進入羅馬帝國。那麼這支更強大的民族是誰呢?現在很多史學家認為壓迫日爾曼人的是西遷到歐洲的匈奴人,只有匈奴人才有這個實力。當時歐洲人把他們稱為“HUNS”(漢人),有人甚至認為今天的匈牙利人就是匈奴人的後裔(匈牙利人英文作HUNGARIAN,字首是HUN)。80年代初本人還在北大歷史系念書時,北大教授齊思和作“匈奴西遷考”,從歷史、語言、民族、習俗、宗教、文物等方面考證匈奴西遷的過程,認為壓迫日爾曼人的就是西遷的匈奴人。(全文完)

(11/1/2003)

[tabbyending]

列宁想放弃俄国从中国夺取的领土吗?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建立政权后曾经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要放弃沙皇俄国从中国窃取的所有领土。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很多舆论和学者据此认为列宁是真心想把被沙俄夺取的领土还给中国,只是到了斯大林时期才翻脸不认账。这种说法不是幼稚到家就是为意识形态服务。

了解两次对华宣言发表的背景就会发现苏俄发表这样的对华声明完全是为了打破孤立、冲出包围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不仅从来就没有付诸实施过,后来也再也不提了。 实际上早在苏俄夺取政权以前,在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以后,列宁在《新生的中国》一文中称:“我们的政党主张,必须废除与中国不平等条约,待革命取得成功,把沙皇侵占的领土,尽快归还给中国!”当时布尔什维克没有掌权,列宁的这种言论最多可以理解为他对中国的一种善意。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形势很不妙。内有各地的暴动或叛乱,外有协约国军队的入侵和包围,为争取生存权,苏俄新政权必须尽快打破包围,而当时本身也处于军阀混战状况的中国就被苏俄当作争取的对象。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第一个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次年又发表第二个对华宣言,宣布“放弃侵占所得之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包括劳农政府,曾经向中国提议磋商废止1896年的中俄密约,1901年北京和约(即庚子条约),以及1906年、1907年和日本所订的协约。把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所取于中国的,以及取于中国又转让与日本及协约国的,一概送还中国。”这个宣言很动听、很美好,因而被国内的很多教科书引用,作为列宁要归还被占的中国领土的证据,但稍做研究和了解,你就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当时的俄国正在内战,在苏俄有效管辖下的领土只有沙皇俄国版图的四分之一,当时苏俄宣布要放弃的被占中国领土根本不在苏俄的有效管辖范围内,谢苗诺夫的白俄在这里活动,滨海省和库页岛被日本占领。 实际上当时苏俄政权能否生存下去,列宁和俄共自己都很怀疑。按当时列宁的想法,一个国家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侥幸建立的话也不可能生存下去,必须在世界各地点火,发动世界革命。只有世界革命成功了,欧洲、亚洲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苏维埃俄国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包围,并壮大起来。为推动世界革命,1919年3月,苏俄召集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使命说白了,就是号召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起来推翻现政权,建立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政权。而争取在中国这个羸弱的东方大国建立影响、培植代理人、乃至建立亲苏政党和政权一直是列宁和苏俄的重点。通过发表空头支票性质的对华宣言,苏俄确实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赢得了很大的好感。

苏俄对华宣言传到中国后,全国31个社会团体纷纷发表感谢复文,强烈要求与苏俄建立友好关系,这对北洋政府构成了不小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对华宣言给人一种苏俄对华友好的形象,这对于苏俄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影响力营造了有利的土壤。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喊出了向苏俄学习、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口号。而中共的成立起初也是由共产国际一手操办的。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受命来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资助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参与下,中共在上海举行“一大”,宣布中共正式成立。从“一大”开始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共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受共产国际领导,接受共产国际资助。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直接控制逐渐减弱,但影响一直存在。

尽管在对华宣言中,苏俄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放弃沙俄夺取的中国领土,但在实际谈判中,苏方代表始终坚持维持旧的中俄界约的立场,并没有把一寸领土归还中国。1924年以后,苏俄政权巩固下来,外国干涉军也退出苏俄领土,国力也不断增强,苏联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以后苏联在与中国的交涉中,不论是与北洋政府,随后的蒋介石政权以及后来的中共,苏联再也不提1919年和1920年的两次对华宣言。相反,在1920年代到40年代,苏联还策动外蒙古独立,并直接吞并唐努乌梁海地区,这两项又使中国领土减少约160万平方公里。 6/11/2014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 读史有感

[tabby title=”读史有感(1)”]

中国历史若从黄帝算起悠悠5000年,若从有实物考古发现的商朝算起也有3600年,公认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其后历经王朝兴衰更迭、外族入侵与融合,走到今天也有2300多年。赞之者曰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发达;贬之者则批中国历史只有循环,没有进步。

本人是学历史出身,尽管后来该行做财务规划和保险,不再吃历史这碗饭了,但对历史的兴趣不曾稍减。红袖添香,挑灯夜读,涉猎的也多是历史或与历史有关的,今天和以后几期专栏就想谈谈自己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和想法,不敢称一家之言,只是有感而发,讨教于方家。

王朝更迭与分分合合 夏、商、周三代中国还只是分封割据,春秋战国时期更是诸侯争霸,到秦始皇开始才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秦始皇称自己为“始皇帝”,梦想把自己建立的这套制度“传一世,二世,三世至于万世”, 但事与愿违,秦王朝到了秦二世就被农民起义给推翻了。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就是王朝的兴衰更迭和分分合合,从微观上看中国历史丰富而多样,各种宫闱秘史、权力争斗、兴国与灭国、盛世与乱世等等,看得人眼花撩乱,读起来津津有味。但宏观上考察,秦以后2000年中国历史只是循环:一个王朝兴起了,衰败了,灭亡了,另一个王朝起而代之,但也是起来了,又衰亡了,周而复始。哲学家黑格尔评论说“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复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我们细看一下中国王朝年表,可以看出这种王朝更迭的轨迹。秦王朝统一中国,但只有14年的寿命(公元前221年到前207年),经楚汉相争,刘邦建立汉朝,分西汉、东汉,前后越400年(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汉末天下又群雄并起,三国鼎立(220-280年),三国最后统一于西晋(253-316),但统一的局面仅维持了51年,北方兴起十六国(304-439年),晋室南度,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317-420年),偏安一隅。此后宋、齐、梁、陈的南朝(420-589年)与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的北朝(386-581年)隔江对峙。南北朝统一于隋,但隋朝只存在了37年(581-618),仅2个皇帝,到隋炀帝时灭亡,统一于唐(618-907年)。唐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辉煌的时期,但真正的国泰民安也就100多年,经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大唐由盛而衰,进入藩镇割据时期。907年唐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907-960年)。北宋统一中国,历时167年(960-1127年)。北宋亡于金,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与西夏和金朝为并存政权,相当长时间里是金王朝的藩属国。在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之间,在北方和南方同时存在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如辽国(907-1125)、大理(937-1254)、西夏(1032-1227)和金国(1115-1234)。1271年蒙古人的元朝统一中国,是史上第一次由外族人入主中原,但元朝历时不足百年(1271-1368),亡于明。朱元璋建立明朝,立国276年(1368-1644),但明晚期政治极其腐败,被农民起义和关外的满清推翻,清朝统治中国前后约300年(1616-1911),是为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西方列强凭“船坚炮利”强行打开了“天朝”的大门,腐朽的清王朝步步走向衰亡,1911年被辛亥革命推翻,持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被民国取代,但中国走向真正的民主和共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比合,合久必分”,中国2000多年的王朝更迭史也见证了中国由分裂到统一,又由统一到分裂这种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相互交替,这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另一种循环。从秦算起到今天(2011年),粗略算起来中国统一的时间加起来有1700年(秦、两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分裂或分治的时期包括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和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前有军阀混战,继有8年抗战和3年国共内战),前后加起来有500多年。表面上看来,统一的时期远远长于分裂的时间,但在几乎每个旧王朝的末期和每个新王朝的初年,都是天下大乱,或是农民起义(如秦末、隋末、唐末),或是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或是农民起义加外族入侵(明末清初),把这些乱世去掉,中国历史上既统一又和平的时间恐怕得再减去几百年。
1/26/2011

[tabby title=”(2)”]

王朝覆灭的各种原因

秦大一统后,中国经历了数十个王朝、数不清的皇帝,大部分王朝都很短命,过百年而又统一的王朝屈指可数,只有两汉、唐、北宋、明、清。秦始皇统一中国,但秦王朝只传了2代14年就灭亡了,开凿大运河的隋朝也只有2代37年,成吉思汗的铁骑曾经横扫亚欧大陆,杀戮4000万,建立过人类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蒙古帝国,其在中国的分支元帝国也不足百年(1271-1368).历史上的王朝兴衰更迭,或亡于农民起义,或毁于外族入侵,但就王朝本身的因素来讲,导致覆灭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暴政,最典型的是秦王朝。“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统一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威何其威严,国力何其强盛,但秦始皇死(公元前210年)后仅三年何其庞大的秦帝国就土崩瓦解,灰飞烟灭。秦的覆亡不论当世人还是后世史学家都一致认为秦亡于暴政。秦为统一六国,连年用兵,老百姓早就苦不堪言,统一中国后不仅没有与民休息,还是继续东征西讨,北拒匈奴,南征闽越。当时全国当兵服役的人超过200万,占壮年男子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大修宫殿和陵墓,最有名就是阿房宫和秦始皇陵。杜牧的“阿房宫赋”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就是说,为了修阿房宫,把蜀山上的树都砍光了。而为修秦始皇陵,前后动用了70万个劳力,前后修了30年。(《史记》说:“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为用兵和修宫殿需要,秦王朝加重赋税和力役的征发,达到“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秦的暴政始于秦始皇,民怨沸腾也是在秦始皇,秦二世只不过是延续了秦始皇的暴政。西汉时的贾山在谈到秦代“群盗满山”的情况时说,“秦始皇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在秦的暴政下,老百姓没有活路,纷纷逃亡山林,为盗为匪,最后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即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一时天下响应,农民起义遍及刚统一的全国,而起义者喊的最响的口号就是“伐无道,诛暴秦” 。农民起义在秦统一以前是没有的,秦统一后历朝历代都有大小不一,影响不一的农民起义,其根本原因无一例外都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爆发后仅三年,貌似强大的秦帝国就轰然倒塌,土崩瓦解。经多年楚汉相争,刘邦击败项羽,建立西汉,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王朝更迭。写“阿房宫赋”的杜牧感叹说:“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六国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从秦到唐一千年,唐人杜牧的感叹其来有自,大都是王朝暴政导致民众造反,推翻旧朝,建立新朝,但或长或短,新王朝又走上旧王朝的老路,引发新的农民起义,于是又一轮王朝更迭。从杜牧发出“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后又一千多年,中国依然在这一历史的怪圈中循环。唐之前的隋朝之灭亡也是亡于隋炀帝的暴政和横征暴敛。隋文帝统一中国的初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史料说全国储存的米布够用五、六十年。隋炀帝即位后,开始折腾。先是大规模营建洛阳,每月征发丁男200万。为修大运河,为南巡,又在全国征发数百万人。同时多次对高丽(今朝鲜)用兵,全国有数百万农民被征集去当兵服徭役,民间的车、船、牛、马也被大量征用。在海口造船的工匠,被迫连夜赶工,水中站久了,自腰以下都生了蛆,死者十之三、四。由于修建各项巨大工程以及对朝鲜用兵,史载“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活不下去的农民也就揭竿而起,起兵造反了。这一造反,很快也就断送了隋朝的江山,隋炀帝本人也被部下砍了脖子。

中国几千年历史反复说明,只要统治者不残暴、不昏庸、不瞎折腾,中国的经济是很快就会发展起来的,汉初、隋初和唐初都是明显的例子。但几千年的历史却又一再表明,要统治者不残暴、不昏庸、不瞎折腾却是很难的。开明的君主是少数,而昏庸、腐败或残暴的帝王却是多数,这也就注定中国历史只能在王朝更替的循环中打转转。没有进步,只有循环。
(新春之际,祝客户和读者兔年快乐,身体健康,恭喜发财!)
(2/1/2011)

[tabby title=”(3)”]

王朝覆灭的各种原因

第二,腐败。因暴政导致王朝覆灭还是少数,秦王朝和隋炀帝可说是直接亡于暴政,而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则是中国2000多年各个王朝走向末日时的共同现象,腐败是大部分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王朝在初起时,经历过战乱的开国之君大都比较谨慎,他们知道百姓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百姓一旦造起反来,再强大的王朝说推翻就被推翻了。所以在王朝初年,政治上大都比较清明,对官吏的约束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贪腐的打击也比较严厉。法律上抑制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土地兼并,奖励农耕,税赋上实行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修养生息。几十年后,新王朝的经济都会有很大的发展,西汉时有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唐代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那时的中国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昌盛,万国来朝。但共同的是每个王朝的后期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政治黑暗,贪腐横行,豪强地主肆无忌惮的兼并农民的土地,最后或农民起义或外族入侵,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历史又来一次循环。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皇帝昏庸无能,不问政事,即使问政,也把国家搞的一塌糊涂。蜀汉后主刘禅刘阿斗在蜀国灭亡后被安置在魏国都城洛阳。一天,司马昭问他想念不想念西蜀,他说:“此间乐,不思蜀。”如此的昏庸弱智,他不亡国谁亡国?万历帝(明神宗)自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起,这位皇帝不理朝政达三十余年之久,一心只在后宫中纵情酒色,“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没醉必怒”。有这样的皇帝,明朝焉能不亡?他的继任者明熹宗朱由校(公元1620-1627年在位)也好不到那里去。万历死后不足20年,明亡。后人在修《明史》时评论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腐败的第二个表现是政府官吏从上到下大规模的贪污受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曾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中国古代上下几千年,细读历史,政简刑清、官吏廉洁、生民乐业的时代,简直是黄钟大吕之音,少得可怜。”在王朝末年,由于政治腐败,法纪松弛,官吏的贪腐犹如脱缰野马,无法控制。“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清末官员贪腐的真实写照。乾隆皇帝宠臣和珅和珅被抄家时,抄出黄金32000多两,白银200余万两,地产1266顷,房产1000余间,各处当铺银号以及各种珠宝、饰物等,总家产折合白银,有的说约1000万两,有的说2000万两,也有的说达到了8000万两,而当时清朝政府的财政年总收入折合白银约7000万两,扳倒一个和珅等于清王朝平白多了一年的财政收入,所以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说法。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近代资本主义道路,明治皇后为筹措海军造舰军费连自己的首饰都捐了出来,而慈禧太后为了营建自己避暑的颐和园,居然挪用北洋水师的海军军费,而北洋水师的战舰管带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居然从容的离舰上岸嫖妓。君臣如此的腐败堕落不输掉甲午海战那真是是没有天理!王朝腐败的第三个表现是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大肆兼并,对农民的日益加重的剥削和压迫。每到王朝中后期,豪强地主官绅都肆无忌惮地兼并农民土地,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而且越到王朝末期赋税徭役也越发沉重,最后逼得农民举旗造反,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

历代统治者不是不知道贪腐的后果,贪腐必然加剧民怨,会动摇自己的统治。他们也曾想过治理,想约束贪腐,中国古代打击贪腐最狠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对贪污六十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36,  000元人民币)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  朱元璋在称帝的31年里,处决了数万名贪官污吏,是中国历史上诛杀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但到明中后期,皇帝不理朝政,法纪废弛,贪腐又横行官场。

为什么封建王朝反腐败最后都归于失败,我想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种集权的制度,它对权力没有制约。如果皇帝有为,还可以通过皇帝的以身作则(如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或霹雳手段(如朱元璋)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或震慑贪腐。但如果皇帝无能,对贪腐就只能听之任之。更重要的是这种集权制度对最高统治者皇帝没有任何制约,而很多贪腐就是由皇帝本身引起的。清朝最大的贪官和珅就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受宠信几十年。只是在乾隆死后嘉庆即位,才被扳倒。当甲午战争期间,慈禧太后却忙于自己的60寿辰的庆典。当京师士大夫有人奏请“停止庆典寻常工程时”,她竟扬言“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中国封建王朝的腐败印证了西方政治学的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2/8/2011)

 

[tabby title=”(4)”]

王朝覆灭的各种原因

第三,农民起义。秦以来大部分中国王朝更迭的主要原因都是农民起义,近代以前几乎每一次朝代更迭时都有农民起义发生。有时单一的农民起义就推翻了旧王朝,如秦末、西汉末、隋末、元末农民起义,有时是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一起终结了旧政权,如明朝末年内有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遍布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外有满清铁骑扣关,200多年的明王朝忽喇喇如大厦倾,十几年功夫就土崩瓦解了。清王朝最后被推翻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但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经蔓延中国大半个国土,尽管最后被镇压下去,但无疑给清王朝极其沉重的打击,大大地动摇了满清的统治基础。太平天国起义后的清王朝,又面临西方列强的侵扰,尽管也曾有过洋务运动这样的改革自救,但终究是换汤不换药,最终难逃被推翻的命运。

无可否认,农民起义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镇压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对社会财富的毁灭都是难以想象的。每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后,每一个旧王朝被推翻都意味着人口的大幅度减少,经几十年、上百年发展而累积的财富都毁于一旦。伐尽蜀山之木而兴建的阿房宫(杜牧“蜀山兀,阿房出”)被项羽一把火就烧掉了(“楚人一炬,化为焦土”)。东汉末年连年的战乱和豪强军阀混战对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黄河流域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户口锐减,十不剩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太平天国后,“江南富户,十室九空”。农民起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使一些人贬低农民起义,认为参加农民起义的很多都是地痞流氓,农民起义对社会发展只有破坏和倒退作用,对于这样的论点我是很不以为然的。首先,参加农民起义的绝大多数都是贫穷的农民,单单地痞流氓是不可能构成农民起义的;第二,大规模爆发的农民起义其背景一定是政治黑暗,豪强地主和官绅强占农民土地,再加上水旱虫等天灾,农民走投无路,只有揭竿而起,扯旗造反。因为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而造反一旦成功就可以当皇帝,坐江山,其中的诱惑对于连饭都吃不上的农民和他们的领袖如刘邦、朱元璋之流自然是难以抗拒的。陈胜吴广起义时就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项羽在看到秦始皇出巡的排场时也说“彼可取而代之!”第三,社会如果极度的不公平,这个社会就不可能长久稳定。王朝末年的一个共同现象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公引起不平,不平引起仇恨,从而引发抗争和农民起义。

中国的儒家思想是很强调“中庸”的,什么事都不要作的太过了,物极必反。一般也认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是最顺服,最好统治的,他们只要有口饭吃,有条生路,就不会走到造反起义的地步。按鲁迅的说法,中国历史只有两个阶段:“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但如果连奴隶也没法做的话,他们也就只好造反了。这也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人不反抗则已,一旦真逼上梁山,起义造反,其破坏力却是毁灭性的,对憎恨的或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往往是毁之而后快,通常的作法是一把火烧掉,如项羽火烧阿房宫,李自成从北京败退时也是纵火、抢劫、杀戮,无恶不作。至于与李自成同期起义的张献忠,其残酷、其病态、其灭绝人性,都是骇人听闻的。为什么中国人造反时会对社会财富进行如此疯狂的破坏和毁灭,我想其原因在于这些财富从来就没有他们的份,他们从来就没有从统治者手中得到什么好处,既然我得不到,不如就把它毁了。

在无路可走时,老百姓起义造反,从道义上是无可指责的,尽管农民起义客观上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不能因此而指责农民起义,因为导致农民起义的根源是朝廷的政治腐败、农民的受压迫受剥削、社会的极度不公平,诚如鲁迅所言:“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要反省和批判的是造成农民起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特别腐败无能或残暴的统治者。同时农民起义推翻一个特别腐朽黑暗的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新王朝的建立者一般都会汲取前朝或历代亡国的教训,采取一些与民休息、约法省禁的措施,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老百姓也过上了比较安稳的日子,这就是农民起义的积极作用。
(2/16/2011)

 

[tabby title=”(5)”]

新王朝与社会经济发展:

农民起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推翻腐败黑暗的旧王朝,二是新王朝的建立者大都能从前朝亡国中吸取教训,推行开明的政治经济政策,从而使新朝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并且超过前朝的水平。大家都知道唐太宗时有贞观之治(627-649年)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安定、武功鼎盛、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而贞观之治的出现就是唐太宗吸取隋炀帝灭亡的教训,善待百姓,励精图治的结果。隋朝本来是一个经济繁荣,国力鼎盛的大帝国。据估计隋朝当时储备的粮食和布匹够用50年,但在隋炀帝的折腾下,十几年功夫庞大的隋帝国就土崩瓦解,隋炀帝本人也被部下砍了脑袋。唐太宗李世民借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也就是说,君王是舟,老百姓是水。水可以承载舟,也可以倾覆舟,所以统治者要善待百姓。他又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常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国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唐初在总结农隋末民起义的原因时认为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所以唐太宗要“去奢省费,轻徭薄役,选用廉吏。”为解决社会矛盾,唐太宗制定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为紧缩开支,减轻百姓负担,唐太宗大力精简政府机构,裁撤庸员,使中央政府官员从2000多人减到只有600多人。在唐太宗的治理下,被战乱、灾荒破坏的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史书记载,在贞观初年,全国人口不到300万户,一匹绢能换一斗米。而到了贞观四年,一斗米才四、五分钱,牛马满山坡,人出行几千里都不需买粮食,沿途都有人免费供应。而且社会次序好的难以想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周边少数民族归附者有120万人,这一年全国被判死刑的只有29人。贞观6年死刑犯有290人,年末唐太宗让他们全部回家团圆,明年秋后再回来就死(当时处死犯人都在秋后,称“秋决”)。次年9月,那290个死刑犯全部回返,无一逃亡。在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的程度可能有媲美美甚至超过过贞观之治的,但就政治清明、吏治廉洁、官员奉公守法、百姓安居乐业而言,贞观年间无疑是空前绝后的。史书记载,当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官员贪污的时期,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当然主要归功于唐太宗的英明,而这与唐太宗吸取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是分不开的。尽管唐太宗是杀兄逼宫夺取政权(玄武门之变),但后世历史学家并不苛责他夺权的非正统,而是赞颂他虚怀纳谏,赞颂他开创的贞观之治,为大唐盛世打下的坚实基础。

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面对农民起义和连年战乱的破坏,采取了“黄老无为”的政策,与民休息,不瞎折腾,对百姓轻徭薄赋。到文帝、景帝时(公元前179-141年)继续与民休息,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文景之治为汉武帝出击匈奴,开拓疆土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元朝后,面对满目凋零的社会经济,也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的鸟儿。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出身贫寒的朱元璋非常痛恨官吏的贪污腐败,他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打击贪腐的法律。官吏贪赃枉法者一律发配边地充军,贪污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砍头后把皮剥下来,塞上稻草)。在朱元璋的严厉或说是残酷的打击下,明初吏治腐败的现象得到扭转,“一时守法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在朱元璋的励精图治下,明初社会经济也是迅速恢复发展。开国仅仅24年(1392年),全国人口就达到6000万,比元朝最高时多了700万人, 政府税粮收入也比元朝增加近2倍,明朝的经济全面超过元朝.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明初的社会经济复兴和发展史说明,农民起义推翻一个腐朽落后的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中国社会常常以此为契机从大乱走向大治。
2/22/2011

[tabby title=”(6)”]

经济繁荣与王朝覆亡

上期专栏说过,新王朝建立后大都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经济一般很快就恢复发展起来,如汉初、唐初、明初和清初,历史上很多盛世都是出现在这一时期。但吊诡的是经济繁荣了一段时期后,王朝却开始走下坡路,常见的模式是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吏治腐败,豪强地主官绅兼并农民土地,搞得天怒人怨,结果农民起义、外族入侵、或地方诸侯起兵造反,天下大乱,烽烟四起。中国历史反复说明,单纯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并不能保证长治久安,经济繁荣的外表却常常掩盖着日渐严重的社会政治矛盾,而爆发往往来得突然而猛烈,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唐代的安史之乱。说实在话,到现在为止历史学家也没有弄明白那么鼎盛的唐朝为什么突然发生天崩地裂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经历了100多年的繁荣和安定,经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延续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可以说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国力最强大的时期。诗圣杜甫在《忆昔》诗中这样描述开元时的富庶:“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稟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据《通典-食货典》记载,开元13年,“米斗十三文,青齐(山东一带)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长安和洛阳)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但就在歌舞升平,一片繁荣声中,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突然举兵反唐,从北方起兵,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席卷河北,渡黄河,兵锋直逼洛阳。安禄山的战鼓惊破了风流天子唐玄宗的太平梦,开元天宝盛世一去不复返,繁荣了130多年的大唐帝国从此由盛而衰,开始从极盛的巅峰滑向覆亡的深谷。

安史之乱的爆发一般归咎于唐时实行的节度使体制,这些节度使都是一方诸侯,掌握一地的政权、军权和财权,像安禄山一人身兼平卢、范阳和河东三地节度使,辖地相当于今河北、内蒙和东北广大地区,拥兵数十万。他一旦造反,自然是天下震动,唐王朝从此走向衰落。除了制度的原因外,也与唐玄宗晚年的老迈昏庸脱不了关系。唐明皇李隆基(685-762)是唐朝在位最长的一个皇帝(712-756年),在其统治初年他举贤任能,使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缔造了辉煌的“开元之治”。“开元天子万事足,惟惜当时光阴促”,晚年的唐明皇开始倦于朝政,大权委于李林甫和杨国忠,自己则沉浸在与杨玉环的温柔乡里不可自拔,“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后来安禄山举兵造反,“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明皇仓惶出逃四川,在马嵬驿遇兵变,不得已赐死杨贵妃,“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马前死”。

我们再来看明朝的例子。朱元璋创立明朝后,经休养生息,奖励农桑,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发展,明初70年,国势达到极盛。但此后明朝就开始走下坡路,宦官专权,政治上日渐黑暗,尽管有张居正的改革,但依然挽救不了明的颓势。到神宗帝万历亲政后,更是不理朝政,只顾在后宫里纵酒淫乐,皇帝如此,官场腐败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崇祯帝即位,尽管他勤于政务,整顿朝纲,铲除魏忠贤宦官集团,但明朝气数已尽,崇祯帝独木难支,他本人也是刚愎自用,目光短浅,肆意杀戮文臣武将,最后真正成为孤家寡人,沦为明朝的亡国之君。

几千年来中国王朝的覆亡史,还没有看到哪个王朝因为经济落后而亡国的。在明中叶以前,中国的经济、科技和农耕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历史上威胁中国中央政权最大的北方、西北方游牧民族而言,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原和江南地区相比更是天上地下。北宋、南宋都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高度繁荣发达的两个朝代,北宋最早使用了纸币,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火药、火器也大量使用,10万户以上的城市大量出现,但北宋、南宋都灭亡于经济远远落后于自己的金和蒙古族,原因无他,政治上的腐败加上统治者的无能,这不仅仅是北宋、南宋灭亡的原因,也是中国绝大多数王朝灭亡的根源。据权威经济史学家估计,1820年中国的GDP约为英国的7倍,却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1870年中国的GDP仍是英国的1.8倍,而且大于英法的总和,却没能阻止英法联军在1860年火烧圆明园。1890年清王朝的经济总量约为日本的5倍,但清军却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所以,历史来看经济发达了决不意味着国家的强盛,相反经济繁荣反而使政治更黑暗、统治者更腐败,最后导致王朝覆灭的却是比比皆是。
3/2/2011

 

[tabbyending]